三、雁门郡内迁造就古上馆城
王莽篡国夺权后，为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诏令，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着手进行改制，在历史上叫作“王莽改制”。改制力度不可谓不大，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国内篡改官职和郡县名称，大改田亩税制及流通铢钱等等，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最终导致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始建国二年（10年）十二月，也就是王莽篡位的第二年，还下诏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说“降奴服于威侮五行，背叛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陲，为元元害，罪当夷灭”，并遣将“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全面发动对匈奴的战争。
王莽改制引发的民众起义王莽的一番自作孽式的骚操作，效果可谓“奇佳”，不但成功地失去民心搞乱社会，导致“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而且引来匈奴对边郡的不断侵扰，使边境地区吏民被掠杀者不计其数。时为边地的雁门郡，自然也是深受其害。王莽在位14年，这种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地皇四年（23年）的十月三日，当他被绿林军砍掉头颅悬挂示众的时候便永远消停了。但这场由他所引发的匈奴侵扰，并未因此结束，反而愈演愈烈。王莽改制的时间并不长，以他的毙命宣告了新莽时代的结束，但他的残余势力仍然盘踞各地。刘秀在建武元年（25年）六月称帝，随即第一时间下诏恢复旧制，当时国内战争仍在持续，他忙得焦头烂额不亦乐乎，一边破击新莽余部，剿灭赤眉“群盗”，一边安抚“元元”百姓，恢复农耕民计。因此，他的诏令未能立即在雁门郡落实，其间有一个国土收复和政权更替的过程。王莽在位14年，加上东汉政权影响力有限的10年，共计24年。其间，各级官员及百姓已经习惯于称原善无县城为上馆城，原阴馆县城为下馆城。事实上，雁门郡一直处在匈奴的经常侵扰之中，直到“建武九年（33年）正月，徙雁门吏人于太原。”也就是说，雁门郡的高级官员实在不堪忍受匈奴的不断侵扰，多次上书光武帝刘秀，想要把治所及官员搬迁至内地。于是，刘秀于公元33年正月正式下诏，将雁门郡的官员内迁安置到太原郡属地。那么从哪里徙移“吏人”呢？当然是从善无县所在地的上馆城，因为雁门郡治仍在恢复名称后的善无县，县一级的官员暂时坚守待命，先让郡一级的行政官员回迁内地。那么又是徙迁到太原郡的哪里呢？据忻州文化名人彭图先生考证，认为是勾注山南、广武县东之地，笔者亦深以为然。原因有三，一是雁门郡治南徙不会走得太远，一为安全，二为就近，三为管理，既能暂时躲避匈奴骑兵的锋芒，还能就近实现对百姓及属地的管理。二是勾注山的南北两侧分别是忻定盆地和大同盆地，它成为中国古代内地与塞外、中原与漠北的边境地，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三是陉口“勾注塞”地势险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名列《吕氏春秋》“九塞”之中，成为中原王朝讨伐匈奴的攻守门户；由于勾注山及勾注塞的存在，陉北之地常受匈奴侵扰，而陉南之地则安全不少，匈奴骑兵想要越岭跨击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综上所述，此次雁门郡官吏内迁，就是安置在陉南广武县城东，在可能是馆驿的地方扩建而成。如果真为馆驿之地，比起东汉末年曹操将云中、九原、定襄郡别置新兴郡迁到今忻州市忻府区境内，西晋刘琨迁陉北五县到陉南之地，均在新迁之地另筑城池安置吏民，既要快捷很多，又能省钱不少，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不是馆驿之地，仅是一座村庄也没关系，部分本郡富户及商人也会趋之若鹜，积极参与城池的修缮与扩建，并修建一些饭馆、旅店及酒肆等服务设施，虽然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考虑，客观上却为城市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既然属于侨置性质的内迁，原雁门郡治所（即善无县城）叫上馆城，那么新筑之城也该叫上馆城。于是，中国历史上便诞生了陉南古上馆城。根据侨置案例来看，移置时间有短有长，有的在几年、十几年后回归本土，有的用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更多的却是“一朝离别终未回归”。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二年（36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十三年（37年）二月，遣捕虏将军马武屯滹沱河以备匈奴。”“十五年（39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二十五年（49年）春，南单于遣使诣厥贡献，奉蕃称臣；又遣其左贤王击破北匈奴，却地千余里。三月，南单于遗子入侍。是岁，乌桓大人率众内属，诣厥朝贡。”“二十六年（50年），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
收复陉北失地后的东汉疆域图也就是说，东汉政权于建武九年（33年）将雁门郡官吏回迁到陉南古上馆城后，在防御匈奴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迫于更加严峻的形势，又于建武十五年（39年）将雁门郡、代郡和上谷郡三地民众，一起迁移到常山关（即今河北唐县倒马关）和居庸关（在今北京市昌平县境内）以东的地区，暂时放弃雁门郡、代郡和上谷郡三地。直到建武二十六年（50年）前后，匈奴部落内讧分裂，南单于将北匈奴赶至“千余里”外的漠北，他被封为“匈奴中郎将”并占据云中之地，然后刘秀才下诏让包括雁门郡在内的八个郡的百姓回归本土。那么雁门郡的官员又是什么时候迁离古上馆城的呢？也是建武二十六年（50年）。是年，东汉政权成功收复陉北大片领土，“发遣边民”“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不仅重置了雁门郡，还将原属太原郡的广武、原平两县，原属代郡的囟城（即今繁峙县）均划入雁门郡；又重置了定襄郡，将原属雁门郡的善无、中陵（即今朔州市平鲁区）划入，撤销原属雁门郡的沃阳县（在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南），郡治改设在善无县。而雁门郡由于划出北面三县，划入南面三县，郡治便移到了新雁门郡的腹地，也就是被称为下馆城的阴馆县城。从此，原善无县的上馆城寂然无声，而侨置雁门郡治17年的广武县上馆城却保留了下来。四、古上馆城系今代县城之西关170年后的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将雁门郡正式移置到勾注山南的广武县，即古广武城。又经340多年后的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之雁门郡发生特大地震，地陷土裂，山崩泉涌，直接造成古广武城垣残壁破。熙平至武泰年间（516—527年），北魏明帝元诩又将雁门郡正式移置到古上馆城。大象元年（579年），北周宣帝宇文赟将肆州治所一并移至古上馆城。至此，古上馆城成为州、郡、县三级治所。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杨坚废雁门郡,并改肆州为代州，开始了“代”县辉煌而又多事的时代。以前很多志书及学者，包括1988年版《代县志》和2010年版《雁门关志》，均认为古上馆城即今代县城。其实不然，在编纂二轮《代县志》期间，不少专家老师经过翔实的研究和论证，认定古上馆城应为今代县城之西关。据考证，今西关城廓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稍长；周长五里二百七十步，护城河深丈许；城墙先为土筑，后以砖包；共设东、南、西、北四座城门，每座城门外均建有瓮城。按照古时规制：“一门为寨，二门为堡，三门为池，四门为城。”既然建有四座城门，确定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古城。西关内设有东西、南北大街各一条，十字交叉。玉皇阁坐落于十字中心，台基雄踞，上为三层四檐楼阁，十字歇山顶，巍伟壮观。另建有神行殿（亦称北斗庙），用以祈雨祭拜；宋、金、元时期屡加封号，曰顺德侯、佑顺公、广佑灵应王。此外，还建有太傅院、圆通观、观音阁、龙王庙等。据称，明景泰五年（1450 年）参政王英重筑此城时，东、南、西、北四门阁楼尚在，其中北门阁楼悬挂“上馆城”古匾一块。明时，雁门驿、纺织局、补助局、转输厂均置于此。遗迹及相关资料显示，在西关的西门外，还建有小西关，周长二里一百八十步，设有两座门，亦具备堡的规制和格局。今西关由大西关、小西关、香圪坨儿、坛沟、书房院、三里河、河下等七部分组成。香圪坨儿位于西关西门外，是明清繁华的集贸市场。其北有三清观，坐北向南，观前有钟、鼓二楼；中有过殿，东西配房各三间；后为大殿，面阔三间，歇山顶。坛沟在大西关东门外，一股清流由此注入滹沱河。书房院内有明代南京通政使张崇礼所筑的考盘园，园内建有华亭、书阁等建筑。三里河以西有映碧园，为明兵部尚书孙传庭的私家园林。那么代州古城是什么时候建设？古上馆城又是什么时候弃用？代州古城的始建年代尚无确切考证，但自隋唐年间起已被称为代州城。清光绪《代州志》载：（古城内）圆果寺建于隋开皇年间（581—600 年）。据明代洪选《圆果寺塔记》载：“（经唐以前历代修葺后），寺内时有舍利宝塔一座，清凉阁九间，殿山门五楹，大山门、大梵坊各一，两翼有十四院，东西禅室各一百八十间，僧侣五百众。”据此推断，代州古城之修筑或亦在其时，且建制规模堪称宏大。笔者认为，代州古城与古上馆城毗邻，随着三级军政机构的增加，城内住户不断增长，商业贸易持续发展，城市建设向东扩张势在必行。代州古城应是古上馆城的新城，它的建设是一个历朝历代接力赛式的长期不懈的过程，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嘎然而止，并且与古上馆城长期并存，互为依撑。由于它的规划建设时间充裕，可以设计得更为科学更为合理，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赞誉代州古城为“一座计划得极好的城市”。但在古代，代州及雁门关战略地位极高，被明末清初的方舆大家顾祖禹评价为：“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因此，代州及雁门关一带战争频仍，兵燹不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座城池或许可以经受大自然的考验，却往往挡不住战争的洗礼，正如屡毁屡建的代州阿育王塔，无奈进入建设—毁灭—复建的轮回模式。代州阿育王塔的前身为齐代州城东古塔，为《法苑珠林》所载的全国仅有的十九座佛祖真身舍利塔之一。北齐天保元年（550年），东魏权臣高欢之次子高洋自立为王后，在北齐境内大兴土木建寺起塔，其中在古上馆城东修建阿育王塔。其时雁门郡治已迁至古上馆城，但距离移置肆州尚有29年。北周建德六年（577年），武帝宇文邕灭掉北齐，在北齐境内实行排佛政策，建成不到三十年的城东古塔遂遭到毁灭。隋开皇元年（581年），文帝杨坚即位后，在原塔旧基重新建寺起塔，该寺先名毗阇寺，后改称龙兴寺，曾是代县历史最古老、规模最宏大的寺院，巍峨挺拔的佛塔，堪称一州之胜景。唐会昌二年（842年）至会昌五年（845年），武宗李炎又发起大规模的毁佛运动，代州龙兴寺及阿育王塔一并毁失。唐大中年间（847—859年），宣宗李忱复建寺塔，并改名为圆果寺一直沿用至今。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木质结构的阿育王塔被雷电击中焚毁。崇宁三年（1103年），经五台山多位僧道化缘重建，阿育王塔再次屹立于代州大地。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年）九月，代州民众反抗元兵败退塔中，无奈举火自焚塔毁人亡。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工正卢智长奉旨重建代州阿育王塔，以北京妙应寺藏式大白塔为蓝本，修改样式后改建为砖塔，即为保存至今的代县阿育王塔。代县城内的隋唐建筑，尚有创建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的天宁寺，经历代修缮保存至“文化大革命”前期，遗址位于代州古城边靖楼东北、北城墙内侧；唐代创建的文庙位于代州古城西南部，原为儒学学府，元至正十八年（1358 年）因战事被烧毁，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经知州倡议捐款重修。创建于宋元年间的寺庙道观尚有不少，如将军庙、武庙、小关庙、北关寿宁观等等。这些保存至今的古建筑或遗址，充分印证代州古城及古上馆城长期不断进行修建的过程。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 年），元兵南下时代州古城及古上馆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明洪武六年（1373 年），吉安侯陆亨与都指挥使王臻一道大兴土木，在代州古城原址基础上加高加宽，采掘南、北两山之石作基，内为夯土打实，外用城砖包砌。城垣东西稍长，有二里半；南北略短，为一里九十三步，呈长方形。因东北方为秃角，形如“丑”字，丑属牛，故称“卧牛城”。城内小关庙有碑记载：“城周长八里一百八十五步，加四逻城周长计九里十三步。”城设东、西、南、北四门，四门之外各筑瓮城，高与城齐。瓮城外又筑逻域，高及城之半，各设暗门。逻城外又筑护城河，河深两丈，环城带绕。四门外各设吊桥，以通出入。四门、四瓮城及四城角各建堞楼一座，共 12 座，以守望敌兵。城中央又建鼓楼、钟楼、奎星楼，南门外建有南楼，全城共有楼 16 座。明景泰元年（ 1450 年），为加强代州古城的防御体系，参政王英复筑西关土城，周长三里一百九十六步，壕深丈许。从此，古上馆城便正式成为代县城之西关。
明代州城池图明成化二年（1466 年），都指挥同知张怀新筑东关土城，周长三里有余，壕深两丈。嘉靖三十年（1551 年），朝廷又新筑北关土城，周长二里许，原壕深一丈五尺，后为沙河所淤。东关、北关建制相仿，均开设城门两座；南面因有天然屏障滹沱河，故未设关。至此，代州古城形成特有的“一城三关”格局。万历年中，三关均甃以砖石，代州古城遂成为城防坚固、声闻四达的晋北雄州。[作者系代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地方志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