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赖传珠将军
我初识赖传珠同志，是1939年5月在安徽庐江东汤池。4月底，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随叶挺军长和邓子恢、罗炳辉等新四军领导同志，从皖南军部渡过长江来到东汤池，组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统一和加强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江北指挥部组建后，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我原在江北新四军部队任指导员，随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林恺同志到皖南向军部汇报工作，这时和叶挺军长等一行来到东汤池，领导决定把我留在江北指挥部工作，在赖传珠参谋长领导下当参谋。 作，在赖传珠参谋长领导下当参谋。
自卫军组编的江北游击纵队，以徐海东兼任司令员的第四支队，以罗炳辉为司令员的第五支队，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分别开往淮南津浦路西和路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两个月的连续战斗，广泛发动与组织群众，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新局面。
时年30岁的赖传珠参谋长是张云逸指挥的得力助手。在七八月间，他领导与组织我们完成了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的编制工作，还制定了各种工作制度。天气炎热，大家忙得汗流浃背。我当时不大理解赖参谋长为什么要制定一系列工作制度和条例，单纯地认为参谋工作就是打仗。他告诉我们，有了各种制度，指挥部的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这是取得胜利的保证，不然的话，工作就会乱了套。
与此同时，赖参谋长还指导教导队的特务营的工作，并且与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郑位三同志商谈建立抗日根据地问题。9月，他参与领导召开了江北指挥部政治工作会议、干部会议，讨论游击纵队工作。他日夜辛劳，准备报告提纲，撰写训练教材，亲自为营团级干部上课，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l0月，他出席了中共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参加边区党委的领导，分工负责军事工作。11月，赖参谋长起草了关于军队建设中的政治工作及民运工作提纲和恢复部队政治委员制度等文件。
赖传珠同志和我们朝夕相处，有时也谈起彼此家庭的情况，他家住江西赣县大埠乡赖村，是个农民家庭，父亲赖家芳同情和支持革命，变卖了家产，为工农红军购买枪支弹药；母亲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农村妇女，支持儿子参加红军。这时，他获悉父母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感到无比悲痛。他在1939年11月19日日记中这样写道：“秉直来此淡我的家事，父母被反革命屠杀，非常残忍，心里特别难过，加深了我对统治者的仇恨”(见《赖传珠日记》第182页)。
在我军与日、伪、顽斗争的复杂形势下，赖传珠同志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在同年11月22 日日记中写道：“接前方电，蒋(介石)令我江北部队开赴江南。此事必须警觉，注意作好战斗准备，工作要作新的布置”(见《赖传珠日记》第183页)。第二天，他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作了相应布置，动员准备作战。我记得，当时在赖参谋长领导下一起工作的，还有参谋处的王零、机要科的王琦、宋绍光等同志。
1940年4月初，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率中共中央中原局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转移到淮南津浦路东半塔集。在此前后，我军在同日伪军进行英勇作战、收复失地的同时，还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胜利地进行了反对国民党顽军制造摩擦的斗争，不断扩大与巩固了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
同年11月17㈠，在苏北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赖传珠任参谋长，统一指挥华中地区新四军部队和黄克诚率领南下进入华中地区的八路军第二纵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华中的武装力量，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开创华中抗战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23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从海安迁到盐城。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从东汤池到半塔集、海安和盐城，我一直在赖传珠参谋长领导下从事参谋工作。
1941年3月，因苏中军区急需干部，上级把我调到苏中军区，在海门、启东一带工作。我本想回淮南工作，不大愿意到苏中去。赖传珠同志交给我一封没封口的介绍信叫我送给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同志，信中除了肯定我的优点外，还说我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我写信给他，说他对我的批评“过火”了，他来信说是有些过火，但这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改正缺点，更好地为党工作。
在我和赖传珠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下丁深厚的战斗情谊。在江北指挥部的将领中，有三位同志身体较胖，我们开玩笑说，罗炳辉是大胖子，孙仲德(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二胖子，赖传珠是三胖子。他们听到后，都高兴地哈哈大笑。赖传珠同志军政双全，待人诚恳，个性直爽，是我的良师挚友。他对警卫员、饲养员等都很关心，态度随和。他身为新四军高级将领，但生活十分艰苦朴素。解放后，我曾在南昌纪念馆里看见陈列着他穿过的旧衬衣和用过的旧军用皮包。在战争年代，如果说他有什么特殊待遇的话，那就是多了一匹马，因为他身为新四军参谋长，指挥作战是离不开战马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赖传珠同志调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和纵队司令员叶飞同志在鲁南一带并肩作战。这时我在叶赖纵队一团任副团长。在叶赖纵队首长的指挥下，我们一纵在台儿庄、枣庄地区同来犯的国民党军队作战。1946年11月，赖传珠同志从山东战场调到东北战场，临行前我曾为他送行。他到东北后，先后曾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政治委员等职，率部英勇战斗在东北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赖传珠同志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我们虽然没有在一起工作，但还是经常和他通信联系的，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就在他辞世前两个多月，他还于1965年9月13日从沈阳写信给我，信中说他主要毛病是心脏供血不足，并有糖尿病，重劳动已不行了。他还热诚地劝我不要过分激烈运动，不能跑步，要时刻注意身体。谁知这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1965年12月4日，赖传珠同志因病在沈阳不幸逝世，终年只有55岁。
如今，他离开我们已有33年了，但我仍然深深地怀念他。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