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大王庄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在粉碎了日、伪军对盐阜地区的扫荡以后，1942年底至1943年初，新四军军部直属单位转移到津浦路东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军部驻在二师师部原驻地黄花塘，军政治部、华中局的城工部及新华社华中前线总分社驻在离黄花塘约三、四里路的大王庄。陈毅军长、饶漱石政委、张云逸副军长、赖传珠参谋长等住在黄花塘；住大王庄的首长有政治部秘书长邓逸凡、组织部部长兼军宜政治部主任张凯、宣教部部长钱俊瑞、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副部长李亚农、锄奸部部长汤光恢、副部长梁国斌、城工部的刘晓、刘长胜两位部长、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新华社华中前线总分社社长范长江、副社长于毅夫等。
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军的战线拉得很长，兵源不济，补给困难；日本本土常遭美国空军轰炸，军事上处在顾此失彼的困境中，日子很不好过。与此同时，常对我二师进行磨擦的国民党驻安徽的李品仙部队，在我军奋起反击下，屡遭失败，李品仙成了我罗师长的手下败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这时期的形势对我有利，我军得以争取这一段较为稳定的间隙和良好的环境进行整风，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大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
我当时在军直政治部当通信员，虽不直接接触上层领导，但毕竟生活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而且因住在一起，也星星点点耳濡目染了一些生动有趣的感人事例，受到了教育。时间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往事却记忆犹新，好象还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因为觉得这段时间的工作、学习、生活很有意义，特追忆如下：
一、军民亲如一家，军政协调融洽
我们进驻大王庄后，和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好似兄弟。军爱民，民拥军。老百姓把宽敞的房子腾出来结我们驻(后来我们自己也盖了些干打垒的房子)。平时我们帮老百姓挑水，扫地，农忙时帮助插秧、除草、割麦子。我们虽然不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但干起来卖力、认真，又不取分文报酬，老百姓感动不已，说新四军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民军队实质上就是穿着军装的工农及其子弟。当时流传着一首歌：“青天呀蓝天，这样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前线?叫声呀老乡，你听分明，这个就是坚决抗日的新四军。新四军呀来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呀也要拥护抗日的新四军。军民呀合作大家一条心，赶走那个日本鬼子享太平。”这首歌生动地反映了军民鱼水之情，老百姓把我们当亲人，有事找我们商量，其至把我们看成“青天大老爷”， 连“不可外扬”的“家丑”都向我们讲。如大王庄有两户人家，老大是地主，老二是富裕中农。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事情，老大的儿子吉正阳(音)和老二(吉的亲叔叔)吵起来了，几乎要动武。这老二觉得受了侄子的欺侮，满肚子怨恨无处倾述；感到只有找驻地首长，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于是他走出家门，边走边哭，嘴里说：“我未杀过人家女同志啊”(意指他的侄子吉正阳过去杀过我们的女同志)。这时正好钱部长从房里走出来，“遭遇”到了。他看到钱部长，扑通往地下一跪，说：“钱部长啊，请你为我作主啊，侄子欺侮叔叔，这是什么世道?部长啊，你们还住在庄上呢，他都敢这样欺压我。……以前他厉害呢，还杀过新四军女同志。”此前我也听张林根谈起过，说吉正阳是三青团员，杀害过我们的女同志。只是听说，是不是真有这回事，我们并不清楚)。钱部长立即把他搀扶起来，劝说了一阵，安慰了一番，送他回了家。虽然，他不知道，军队不能直接处理民事，只能由地方政府解决。但却反映了他对新四军的信任，反映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威望及我军首长在群众中的美好形象。
除了军民关系外，我们和地方的关系也很协调；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真正做到了军政一致。军队尽量减轻地方和人民的负担，节约开支；还帮助地方政府做宣传工作；宣传抗日打鬼子的道理；号召群众支持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工作；协助社会治安、宣传地方的好人好事等。淮南大众剧团春节时来大王庄开军民联欢会时，唱了一首用民间曲调谱写的歌。歌词有好几段，我现在仍然能记得头两段：“半塔有个山头乡，全乡都在山头上。山东的老乡当家乡，赵明奎当乡长，群众中有威望，咦呀子歪，他这个乡长不啊啊平常啊。”“赵乡长老家是山东，十多年前来路东。山头刨荒苦混穷，砍砍草帮帮工，苦生活省吃用，咦呀子歪，苦到后来成啊啊中农嗯。”这首歌在群众、军队中流传，增进了军政军民感情，教育了人民也教育的军队。效果很好。
二、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晨大生产运动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封朗，克服经济上为困难，毛主席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驻大王庄的军政治部、军直政治部、华中局城工部、新华社前线总分社都动员起来了，上至部长、秘书长、社长，下至警卫、通信、炊事、饲养、运输入员，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去。我们自己种稻，种菜、养猪、磨粉丝，尽量自己解决粮食蔬菜的供结。烧草缺乏，我们年纪轻的就到30里路外的天长县铜城镇上去挑芦柴。为了把稻子蔬菜种好，白天积肥拾猪粪，晚上送肥下田，干得热火朝天。虽然辛苦，但情绪高昂，虽苦犹乐。夜餐只啃几个冷馒头，还吃得津津有味。为配合地方的集市贸易，方便群众，政治部领导还组织我们警通班的年轻人去铜城镇运盐；挑到高桥歇一夜后，第二天挑到集市上去卖。这也可算是当时的“官商”吧，但目的却不是谋取暴利，而是为方便群众，活跃集市。销售食盐只是一时之举，时间不长，是整个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巳。在种番茄时，还闹了一个大笑话。军直政治部门前，种了一片番茄。军直政治部的组织股股长刘志诚同志、干事黄群华同志，还有城工部的徐雪寒同志等，都亲自参加栽种。宣教股长顾前同志、副股长冯村同志、宣教干事单士忠同志、搞美术工作的老宪洪同志、组织干事李康同志、蒋一虹同志、锄奸股的贺孟先股长、胡福瑶副股长、文工队队长张望同志、队员丁世贤、魏娥同志等，都为种好这片番茄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淌了不少汗水。植株成活后，长势喜人，枝叶繁茂，颜色绿中泛黑。大家以急切的心情欣赏着自己亲手栽种的番茄，心想滋味一定甘美可口。可是长出的番茄虽然颜色倒也好看，橙黄晶莹，却只有鹌鹑蛋那么一点大。大家还以为没有成熟，天天盼望，恨不得“拔苗助长”。结果，再等还是那么大一点。这时，大家还以为没有经验，种坏了，长僵了，后悔不巳，并把它们统统拔掉了。后来才听说，我们种的那种番茄，是优良品种，叫葡萄番茄，就是那么大，营养价值可高啦，生吃做菜，味道俱佳。在美国，还是供给罗斯福总统吃的呢。大家一听，才觉得非常可惜。但农时已过，不能再种了，无可奈何地大笑一阵，自我解嘲了事。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克服了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还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吃上了米饭、馒头，蔬菜品种也较丰足，有时还能吃上一顿红烧肉。既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又增强了于部战士的体质，提高了工作、学习效率。
三、干部参加整风学习，战士间接受到教育
期间，除正常工作、生产外，干部还要参加整风学习。我们当战士的虽然不参加整风，但也间接地受到了一些教育。如文化教员教我们唱的歌，就是以整风为内容的。现在我还能记得这首歌的歌词：“敌后五年，坚持着万里战场。牺牲奋斗，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敬仰。为了胜利，为了胜利，更要把我们的党性加强。反对主观主义，要研究实际情况；反对宗派主义，要一切服从党；反对党八股，不做空洞无物的文章。把毛泽东同志做榜样。……”把这次整顿三风的内容都概括进去了。文化教员再作些讲解，我们大体上也晓得整风的意义了。为配合整风学习；政治部还组织演出了苏联话剧《哥尔洛夫》。当时条件很差，布景道具只好因陋就简；沙发用木头钉个架子，再用稻草垫垫，旧布包包扎扎。这部话剧的主题思想是反对“客里空”。这是翻译过来的名词，意思是反对新闻报道中的凭空胡编，欺骗读者。对改造我们的学习、写文章是起了作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罗荣桓、黄克诚、粟裕、罗炳辉、谭震林、彭雪枫等首长都来过大王庄。我们目睹了这些身经百战的首长的英姿，兴奋异常。谭震林同志、彭雪枫同志还给政治部的全体同志讲了话。我们有幸能聆听到，感到鼓舞。当时我们这些小鬼不知道这么多首长来军部的任务是什么。后来想，可能是来华中局参加整风学习的。
驻大王庄时，上海来了一批青年。年龄均在20岁左右，有男有女。后来，有的参加速记训练班学习，有的分配到直属政治部文工队，有的分配做了其他工作。这批青年中，有“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先生的女儿沈谱小姐(范长江社长的爱人)，有沈映虹同志(刘志诚股长的爱人)，有陈明同志(黄群华同志的爱人)，还有白文同志及其母亲(白在上海时就是知名度很高的话剧演员)。这些热血青年，怀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的投笔从戎，有的甚至毁家纾难，放弃了优裕舒适的生活，毅然来到艰苦的淮南根据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革命壮举！特别是沈谱同志这样的名门闺秀，坚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战争，过那样艰苦的生活，真是难能可贵，精神感人。
四、革命的熔炉教育了日本战俘
1944年，敌工部在大王庄办了一个日本战俘训练班，和军直政治部住在一起。大约有十几个人，看样子，大都二十几岁，有的在三十几岁以上。训练课程由李亚农部长担任。李曾在日本留学，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他讲课时，我能听到，但听不懂。这些日本战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天天见面。开饭时，我们一起到大伙房打饭。其中，有的汉语讲得非常好，听起来不像日本人学讲中国话，一点不生硬。有一次，我和一个日本战俘一起去伙房打饭回来，把他叫到我们宿舍，问他日文里的那个“g”是个什么字?怎么用?他告诉我这个字在汉字里是草写的“四”字，在日文里是当“的”字用，发音不读“的”。讲得清清楚楚。这些战俘和我们过同样艰苦的生活，但情绪活跃；虽然语言不通，只能用表情、手势和我们打招呼，但相处得不错，看不出有敌意。看来，这些战俘不是新被俘的，可能是被俘后已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再送到军部来进一步“深造”的。我曾听我们的文化教员王枫荣同志说：这个训练斑中有三个人是在皖南的一次战斗中被俘的，后在皖南事变中校国民党俘虏。国民党以为他们是新四军战士，就派了两个宪兵押送他们。在押送途中，三人就动点子，当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时，冷不防突然袭击，把两个钾送者干掉了。于是，三人中两人换上宪兵服，另一人仍穿新四军服装。这样，就变成两个宪兵押送一个新四军战士，事情就变得台乎情理了，也不致引起怀疑。三人走了一些日子，原想过江到苏北去找新四军，又怕在路上被国民党其他部队强行拦留下来，补充自己的兵额。三人一商量，索兴把枪丢掉，统统改扮成老百姓，决定去上海。他们冒着风险转辗到了上海，再由上海找到淮南来的。我猜想这三人可能就是训练班的骨干，李亚农部长的得力助手。
这三个日军战俘为什么不回员军中去?为什么不投奔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感情这么深厚?我想无须我多说，人人都会明白的。只有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能把自己的敌人改造过来；“化敌为友”，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其中有的人竟成为我们的同志．我记得我们驻在葛家巷 时，敌工科有个科长就是日本人，脸上有点络腮胡子，沈映虹同志说他名叫龙泽。他每天晚上都在写传单。我有时趴在桌旁看，他也不回避，他晓得我看不懂日文。日文是边旁和汉字相间的，我边看带猜，其内容是向日本土兵的宣传反战。这些日本士兵经过我们的教育以后，提高了觉悟，和正常人一样。正如日本战俘自己所说：是日本法西斯使他们失去理智，充满了兽性；现在通过学习，在真理的光辉照耀下，又恢复了人性。这是多么深刻的概括！后来听说，他们经过训练以后，都参加了“反战同盟”。
五、接持美国飞行员
1944年夏天，有五名美国飞行员降落在苏北某县的滩涂上，我军(可能是三师的部队)把他们营救出来，送到了淮南，由政治部接待。在接到通知后，政治部领导组织了人马做接待准备工作，把郑逸凡秘书长的房子腾出来，打扫干净，刷上石灰水；给他们用的被子、枕头、内衣都是用白布新做的。几位女同志承担的，其中有一位是于毅夫副社长的爱人。他们到达大王庄的那天，我们站在村口欢迎他们；于毅夫副社长用英语和他们打招呼，表示欢迎。他们也招招手，表示谢意。这五名飞行员中，有一个是黑人，体格硕大。我听一位女同志说，给他们做的衬衣，其他四个人都能穿，就是他左试右试都穿不上，只得临时再给重做。除按排生活外，同时还要组织懂英语的同志当翻译，有的写英语欢迎词，有的写英语欢迎歌，并找了一批同志练唱。第二天开欢迎会，用英语致词，唱了欢迎歌。这些同志是从各单位临时集中来的。我的印像里，好像饶漱石的爱人陆璀同志和范长江同志的爱人沈普同志也参加翻译方面的工作。有些女同志是从卫生部临时集中的。唱英语欢迎歌的是干部和女同志。欢迎仪式结束后，淮南大众剧团演出了玩旱船。因唱词是汉语，他们当然听不懂，由翻译扼要地把内容讲给他们听。歌词大意是欢迎他们，称赞盟国飞机炸日本。接着，由演员给每人献上一束花。从表情看，他们是满意的。这五个人还受到了饶漱石的接见，并一起拍了照片。就在邓逸凡住房的门口拍的。 这五个人对中国的农村很有兴趣，什么都感到新鲜，每个人都骑在水牛背上拍照。他们对中国农村的景象和生产方式是怎么看待?是欣赏还是猎奇?就不得而知了。 那个黑人飞行员还在我们面前表现得神气活现，他把我们通信班一个战士的步枪拿过去，用一个指头伸到扳机的圈子里，刷刷刷地转了好几圈，在我们面前露这一手，显示显示自己。我们当时也未表示多么的惊呀，也未表示不屑的神态(其实他这点雕虫小技，并无实战价值)，只是以微笑表示，也算是以礼相待。他们在大王庄住了一些日子后，我们把他们送到了国统区，交给了国民党军队。临走时，我们为他们准备了五匹马。他们中的一个中校(可能是负责人)亲自检查了马匹、马鞍、肚带。其实他这一举动，完全是多余的。他们在大王庄的这些天，我们的接待是无可挑剔的。
六、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我们的工作、学习和文娱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毛主席为抗大制订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在这里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工作时严肃认真，职责分明；休息时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看不出下级之间的界限；有时还做做游戏，讲讲笑话。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个是范长江同志，一个是钱俊瑞部长。两位首长风格各异：范显得才华横溢，谈笑随和，非常健谈，一口四川官话；说笑起来，绘声绘色，内容广泛，包括蒋管区的事。夏天，一到晚上乘凉时，大家都到军宜政治部、新华社驻地来，和范长江同志聊天；他自然而然成了聊天的中心人物。钱俊瑞部长则常常在晚上来军直政治部，和大家一起做智力游戏。他总是轻声细语，和颜悦色，一点没有部长的架子；他知识面很广(本来就是经济学家)，和他在一起，能受到很好的教益；他和蔼可亲，使人不感到拘谨。有一天晚饭后，钱部长又来到军直宣教股做智力游戏。大家围拢到一起，我也站在一边听。现在还记得这种游戏的梗概和趣味：就是事先由几个人确定成语，比如“兵不厌诈”，然后由一人或几个人猜。猜的方法也很奇特，猜的人随便问，确定成语的每一个人都要被问到，被问的人要把“兵不厌诈”四个字包括到回答的话里去，然后问的人根据回答的话里特殊的字眼，经过分析，得出结论是个什么成语。更有意思的是，问的人明知故问，也可以说是“瞎问”。目的是为了使你自然地、被迫地讲出成语里的字。这天晚上，我就在宣教股，站在一边听。先是顾前同志问张望：这是什么东西?张望回答说，这东西中国名字叫红蓝铅笔，英文叫什么名字，要问胡铿同志(胡是医生，懂点英语)。问的人就要动脑筋了，他为什么要提胡铿?接着顾前同志又问饯部长，你叫什么名字？钱部长回答说：你为“何”这样问我？顾前笑嘻嘻地摇摇头，自言自语地分析：嗯，为什么要用一个“何”字？有文章，有文章、这种游戏大概就是这样进行。对锻炼思维很有帮助。
为了活跃大家的文娱生活，有时还组织演出。有一次，在一个平时开会的大房子里，演出了好几个节目。有速记班学员自编自演的歌剧，还别出心裁男扮女装，女扮男妆，非常新鲜，别有一番风味。压台戏是扭秧歌，由军直政治部表演。因为扭秧歌人多，热闹，可以使演出达到高潮，让大家尽兴而散。但这场秧歌扭得“乱七八糟”，因为水平参差不齐，有会 扭的，扭得认真的；也有不会扭的但很认真的。张望扭得最认真，身段也自然；胡、福瑶扭得最不好。因他身体肥胖，腰弯不下来。他根本不是扭秧歌，而是晃膀子，甩大步，但却是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一看他这付样子，大家捧腹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但他又不是有意这样，而且是很认真地在扭。他可能还在想，大家认为他扭得好呢。这就更加逗得大家发笑。
除了正规的文化生活外，平日，大家空下来时，也说说笑笑，很是愉快。如军直政治部组织股股长刘志诚同志，工作起来那是严肃认真，对同志的缺点，也是耐心而又热情的批评。可他开起玩笑来，也是很活跃的，很风趣的。军宜政治部的张凯主任虽不像钱部长、范长江同志那样活跃，但他平易近人，对同志很和蔼，对工作很重视、很支持。我记得在葛家巷演出《雷雨》时，他介绍了曹禹的生平及《雷雨》的主题，以及观看时应该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点来分析《雷雨》。至今印像都很深。
回想当年这段生活，真叫人留恋。我未去过延安，但从一些报道和到过延安的同志交谈中，得知延安的情景，觉得大王庄像个“小延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受到了教育增长了知识，每一位干部、首长都使人感到亲切。工作、学习、生活朝气蓬勃，上上下下团结一致，对抗日战争充满胜利的信心，军队地方非常协调，军民亲如一家，整个环境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我们党正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才和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关系。在内部，则是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团结战斗，同心同德。这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是力量的源泉。
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有曲折，但真理最终会战胜邪恶。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难忘大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