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在历史中的解放军总干部部

尘封在历史中的解放军总干部部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干部的专门工作机构，各个战略区根据各自的情况，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由组织、作战、军务部门分别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进入了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我军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建立统一的专门管理干部的工作机构。

1950年初，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自关怀下，我军开始筹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一开始，由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负责，派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黄镇、副主任刘绍文带领一部分干部，在北京北池子58号进行筹建。不久，黄镇调到外交部工作，具体工作由刘绍文负责。

1950年1月，筹建工作开始，同年8月中旬将过去由中央组织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分管的军队军事、政治、后勤、技术干部工作，交由总干部管理部统一管理，总干部管理部在北京成立。

同年9月2日，中央军委将总干部管理部的组成、任务、分工及干部配备电报通知各大军区。

9月4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建立各级干部管理部之规定》,随即各级干部部门从上而下相继建立。

9月13日，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宣布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在成立大会上，朱德在阐明了干部工作的艰巨任务后说：“正因为干部部从事的是件伟大的工作，必须建立，并归毛主席领导，由罗荣桓同志当部长（他在我军是很有威信的），因此希望大家都下决心来长期的办。”

1952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改称“中央军委总干部部”，1954年12月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因此习惯上统称总干部部。

依据毛泽东“搞五湖四海”的原则，总干部部组建了领导班子。

1950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出身红一方面军、第四野战军的赖传珠、出身红四方面军、第一野战军的徐立清为总干部管理部第一、第二副部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总干部管理部的建立，组织部门已将干部工作划分出去。为了管理好政治工作干部，总政治部设立了政治干部管理部（简称干部部），因此政治干部仍归总政治部管理。

一开始，总干部部下设了四个二级部，即：一般兵种干部任免部（简称一部），管理一般兵种师以上干部的考核、任免等工作；特种兵干部任免部（简称二部），管理各特种兵师以上干部的考核、任免等工作；组织统计部（简称三部），管理干部的组织、调配、培养、数量统计、军官预备役及抚恤保健等工作；军衔奖励部（简称四部），主要管理授予军官军衔及颁发勋章、奖章等工作。

1955年5月，又增设了预备役干部动员部（简称五部），主要统管预备役军官的各项工作。一共五个部、一个办公室。筹建之初，毛泽东曾对罗荣桓点将：“要成立总的干部管理部门，要徐立清来搞。”罗荣桓也认为，“徐立清同志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思考领会得深刻，他在干部工作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做法。”“徐立清同志心胸开阔，待人厚道，善于团结人，联系群众。”因此，在副部长分工时，罗荣桓要徐立清副部长分管一、二部即师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赖传珠副部长分管三、四、五部和办公室，并主持常务工作。此外，还曾设立过存在时间不长的抚恤保健部。

作为中央军委领导下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总干部部是与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并列的一个总部。由于罗荣桓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工作太繁忙，就成立了赖传珠为书记、徐立清为第二书记、五位二级部部长为委员的总干部部党委。

总干部部党委成员的大体情况：

赖传珠，江西人，在红一、五军团、新四军工作过，来自第四野战军；

徐立清，安徽人，在红四方面军、八路军129师工作过，来自第一野战军；

一部部长李信，湖南人，在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八路军120师工作过，来自第四野战军；

二部部长王文轩，在山东地下党、八路军山东纵队、115师工作过，来自第三野战军；

三部部长袁子钦，福建人，在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二野战军都工作过，长期作军事院校工作，来自志愿军；

四部部长曹广化，是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过的老同志，在红四方面军、八路军留守兵团工作过，来自第四野战军；

五部部长郭炳坤，陕西人，是陕北红军，长期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来自第一野战军。

上述干部配备，明显体现出“五湖四海”一盘棋。罗荣桓在组建总干部部时，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抽调各个方面的干部。不仅领导干部如此，一般的机关工作人员也是这样。领导干部是由中央军委指名抽调的，而一般干部则只提出具体的选调条件，由各大军区按条件选调。可以说，总干部部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力求照顾到各个野战军及历史上各个大作战区和各个方面军的干部。这很有好处，既便于开展工作，交流经验，熟悉干部，也有利于增强全军的团结。不只总干部部是这样，在组建其他单位时，也是如此。总干部部有了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领导干部，就可以做到熟悉并合理调配、使用各方面的干部。

1954年10月，中央军委又任命曾在红一方面军、八路军129师、第二野战军任职的宋任穷为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排在赖传珠前面（赖也是第一副部长），协助罗荣桓部长主持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虽然罗荣桓身体不好，但总干部部的工作他仍然关注。在回忆录里，宋任穷由衷钦佩：“那时，我住的地方离罗荣桓同志的住处很近，我经常晚间上他那里去汇报工作情况和问题，向他请示，罗帅总是耐心地听取汇报，对总干部部工作，从大的方向到具体部署，作出明确的指示，并鼓励我们放手工作。我和其他几位副部长都很尊重罗帅，认真按照他的指示进行工作。”

1954年12月，宋任穷到总干部部报到，1955年1月正式上班。当时，他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好几个职务。考虑到精力有限，不可能把身兼数职的工作都做好，他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请示，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哪里？邓小平告诉他：是罗荣桓同志让你到总干部部的，你要集中精力搞好总干部部的工作，别的地方可以少去。由此可见，党中央对总干部部工作的重视。此后，宋任穷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总干部部，别的事很少去做。

总干部部一成立，就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建立预备役军官制度。

建立预备役军官制度的目的在于，既能在平时减少常备军，节省军费开支，而一旦进入战时，又有充足的军队干部预备力量，迅速扩建军队。这项制度，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等的实施而建立的。

在总干部部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干部任免暂行办法》、《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以及关于干部任免、培训、选拔、评级、保健、转业、复员、退休等工作指示、规定、办法和措施，使军官服役制度、军衔制度、勋奖章制度和薪金制度得以在全军顺利地实施，从而较好地奠定了军队组织建设制度化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关于预备役干部的来源和条例，在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1955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总干部部正式成立预备役干部动员部。这年12月，召开了全军预备役军官动员工作会议，讨论了预备役军官登记统计办法暂行规定（草案）、高等学校实施军训的规划、动员部门的工作职责等问题。

二、选调大批优秀干部建立和充实中央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机关。

那时，中央军委共有八大总部，其中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总财务部都是在1954年底、1955年内相继建立的。已有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和军、兵种机关，也都需要充实干部。一下需要那么多干部，都从哪里来呢？当时，时值党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军区，主要都从这六个大军区选调干部。六个大军区撤销后，组成了十二个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军区，后又增设了福州军区。当时，选调干部不但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高，任务非常繁重。在选调过程中，总干部部认真贯彻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搞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路线，破除了论资排辈的资历观念，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大胆提拔年轻优秀的干部，如总干部部为每个二级部，都提拔了三十三、四岁的副部长。事实说明，这些干部提起来以后，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对部队的发展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三、从军内外选调一大批适合做学校工作的人才组建各类军事院校，培训干部。

战争年代，我军就很重视培训干部，建国后更加重视这项工作，特别重视办学校培训干部。如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级步兵学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一批高级指挥、政治、后勤和技术院校，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建立的。针对当时工农干部较多的情况，为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还建立了一批文化速成中学。办学校的干部，要求有更高的文化、科学知识。

除了从部队选调一些适合做学校工作的以外，相当多的教学人才是请地方大专院校支援，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差不多都是从地方上选拔的尖子人才。期间，总干部部不仅要负责选调办学干部，而且还要协同有关部门制定教学计划，考核学员学习成绩，分配毕业学员，还包括选派留学生进苏联军事院校学习等一系列的工作。这为全面提高我军干部的素质，加强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3年7月，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1955年将有80万战士要复员。宋任穷同总干部部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我军基层干部，增加干部的储备，应该从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特别是从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的战士中，选拔一批优秀战斗骨干到军事学校学习后提拔为干部。为此，宋任穷到各位元帅处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汇报总干部部的这个想法，老帅们表示同意。中央军委遂发出了关于部队复员时注意保留工农战斗骨干问题的通知，要求从部队（尤其是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的部队）的战士、班长特别是战斗英雄模范以及副排级干部中，将政治纯洁、工农出身、具有战斗经验、年龄在23岁以内、身体强壮的优秀分子选拔20万人左右，有计划地送入学校培养。总干部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把这项工作列入了1955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实际上选拔了将近14万人。这本是加强我军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当时在处理上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不能一下子都送入学校培养的情况下，过分地强调了要按计划调入学校培养，不适当地把这批骨干冻结了起来，以至当基层干部有了缺额时，也不让提拔这些骨干，结果使一些优秀的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未能得到及时提拔，甚至作了复员转业处理。虽然在1956年初已对此作了纠正，但已经迟了一些，这是很可惜的。

1956年1月，总干部部在召开的全军任免组织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在职干部缺额数很大的情况提出了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在同年3月底以前基本上按编制配齐了干部。这个方针的提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提法上和执行过程中都有缺点。只强调“大胆提拔”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提“大胆而稳妥地提拔”就比较全面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少数干部提拔不当和提拔干部过多造成干部超编。回忆往事，主持领导此事的宋任穷不无遗憾：“这些都与我们提出的方针不够全面和对实际工作指导不够有关，这是应当引以为诫的。这件事，我在1957年初向彭德怀同志和军委写过信，承担了责任。”信的全文是：“德怀同志并军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军队大胆提拔干部问题，这一工作我是主持者和积极参加了的，出了很多主意，同时在总干部部就是由我管理干部任免工作（因徐立清同志病）。如果在贯彻执行大胆提拔干部这一方针发生了偏差和错误，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听说军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因我已调离军队工作，应该向军委说明这一点。”

安排大批干部转业、复员，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是总干部部开展的又一重要工作。

建国初期，一方面国家进入经济建设的新阶段，需要补充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军队由战争状态转入正规化建军时期，有一大批编余干部需要安排转业复员。这项工作，党和国家十分重视。1950 年7月，中共中央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为副主任的复员委员会，统一领导转业复员工作。全国从各大行政区、省、专署到县、区、乡政府以及军内各级也都建立了复员委员会，专门负责转业、复员工作。1955年初，军队大批编余干部已基本上转业复员到了地方工作。同时，还有31个师和4个团集体转业到农林、水利、地质、石油、建筑、交通等部门，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后，则是按照军官服役条例的规定，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这项工作的量很大，牵涉的问题也很多，但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而且既符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又符合国防建设的需要，因此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20世纪50年代前期，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把我军建设成为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总方针，我军正处于大转变时期，部队由分散到全国统一，由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由游击队到建立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变和发展的形势下，总干部部面临的任务繁重，工作头绪很多，当时耗费精力最多的，是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

1955年2月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下令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为了适应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条例专门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特别是建立军衔制度，是一项既新且急需实行的工作。中央军委决定，要在1955年内将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进行完毕。

1955年2月12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下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中央军委指示，全部勋章奖章分两期颁发完毕。1955年颁发现役军人的勋章奖章，1956年颁发转业、复员和离队军人的勋章奖章。

这两项工作都由总干部部具体承办、具体组织实施。1955年1月，为着指导这两项工作的开展，中央军委先后发出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阐明了实行军衔和勋章奖章制度的目的、意义，并对评定授予的步骤和范围，评定的标准、批准的权限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就在1月份，总干部部召开了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就军衔奖励工作中的标准掌握，评定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经过认真的研究后作了具体部署。各级还专门成立了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这两项工作传达到部队以后，引起了干部的普遍关注。绝大多数干部对此都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有一些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有的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觉得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和奖赏。更有甚者，在提出要求未能满足后，竟闹起了情绪，哭起了鼻子。有一位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他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时候，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肩章）挂到狗尾巴上去。”针对这种现象，毛主席当时曾风趣地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这就使总干部部领导宋任穷、徐立清等意识到，要搞好评衔工作，一方面要尽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纠正一部分干部中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队工作，尽可能评得公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满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没有意见。因为只有评得适当，才能真正达到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目的，如果搞得不好，不但会损害干部的积极性，还会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因此，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1000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宋任穷、徐立清自上而下，普遍排队，纵横比较，反复衡量，逐个审查，统一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

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就在于搞好平衡排队工作。这就要求在全面考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根据评衔的条件和标准，反反复复地比较，多方面征求意见。那时，少将以上的军衔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握，所以都由总干部部搞平衡排队的工作。谈起此事，宋任穷印象深刻：“我记得那个时候除了处理其它日常工作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搞这个平衡工作。在排队平衡过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当时在掌握评衔标准方面，除了依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以外，还适当照顾到各个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照顾到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同时还要考虑到已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与军队有历史联系或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的授衔问题。比如，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当大使的和在地方工作的，有的也提出要军衔。好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都很关心重视这项工作，能够及时听取我们的汇报，及时给我们指示。有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还亲自出面去做。这就使我们的工作好做多了。”

根据军官服役条例和勋章奖章条例，按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的。在初步方案中包括已不在部队任职的中央领导，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但是，毛泽东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不要勋章。这事，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还引起热烈讨论，包括不少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纷纷发言：毛主席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

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的刘少奇委员长知道毛泽东不要大元帅、不要勋章的态度，因此他在会上表示：我也不能作结论。其中，有位民主人士建议：人大作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

刘少奇当时讲，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又怎么办？民主人士坚持民主，最后刘少奇只好表示：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刘少奇作不了毛泽东的主，总干部部又岂能作主？不得已，总干部部领导罗荣桓、赖传珠、宋任穷跟随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面见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汇报授衔授勋工作。汇报由彭德怀和罗荣桓主谈，汇报了总干部部提出的初步方案。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随即，他问刘少奇：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

刘少奇当即表示：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邓、张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对全军干部是个很大的教育，也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原来一些自认为评低了的同志，也从思想上想通了，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评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评大元帅，只评了10个元帅，10个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802名少将。还有2 名上将、2名中将以及一部分少将，是在1956年以后授的。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已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

首批授衔授勋仪式，是在1955年国庆节前夕，9月27日在中南海隆重进行的。首先举行授衔仪式，由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由周总理授予将官军衔。授衔仪式后，着上礼服，接着举行授勋仪式。元帅和将军的勋章，都是由毛主席授予的。各大军区、各总部、军兵种、院校，随后也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便于识别和指挥，也是给军人的一种荣誉。颁发勋章奖章，是对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表彰，是历史总结性的奖励。军衔制度的实施和勋章奖章的颁发，都表达了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对军队的关怀，这对于鼓励广大军队干部的上进心，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以至于对推进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都有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的直接领导下，总干部部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罗荣桓部长非常重视机关的作风建设，重视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使得总干部部机关具有良好的作风。

首先是坚持搞五湖四海，认真贯彻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干部的选拔使用，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机关院校的组建，军衔、级别的评定，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坚持搞五湖四海，认真贯彻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同时又充分照顾到历史上的各个“山头”（以达到消灭“山头”的目的）及其他方面的特殊情况，不搞山头主义，不搞宗派主义。

第二是在工作中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总干部部在处理各种问题的过程中，特别是有关干部的选拔、使用、军衔和级别的晋升调整，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过部党委会、部务会集体讨论决定，没有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并注意尊重各级党委和下级干部部门的意见。在总干部部内部和召开的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上，都能充分发扬民主，做到畅所欲言。

第三是坚持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广泛团结干部，关心爱护干部。

罗荣桓要求，要把总干部部建设成为全军干部之家。按照这个要求，总干部部的同志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从部的领导到干事，常年在部队考察了解干部；利用各总部和军兵种在京开会的机会，到住所去看望干部，听取各级干部对干部工作的意见；对过往的干部都热情接待。领导干部家里，不管是平时和节、假日，也不分白天、晚上，干部来往不断，都像朋友一样地接待；每天都有几十封上百封的干部来信，都力求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十分重视干部的福利保健工作，关心病残干部的治疗。凡是干部提出的某些实际困难，只要是合理而又能够解决的，都尽量给予解决。即使解决不了的，也要回信作好解释工作。

第四是领导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管理部属。

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评衔定级等工作中，比同级干部要求更严。例如徐立清，在主持全军干部定级时，发现有关部门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正兵团级”，他即将“正兵团级”改为“副兵团级”，并专门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后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坚决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申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在评衔时，他既是总干部部副部长，又是正兵团级，按评衔条件可以授上将军衔。但他自己坚决要求，不要上将。他的理由就是：他是管干部任免的，他这样做，更便于做别人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军对于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缺乏经验，总干部部也聘请了几位苏联顾问。当时，对于我军的制度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就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讲，我军长期以来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不能照搬苏军的办法。宋任穷曾向罗荣桓建议，苏军顾问到期后可不再续聘，他采纳了这个意见，并明确表示，既要向苏联学习，又要保持我们自己的优良作风。

另外，实行军衔制度，我军曾仿照苏军的做法，进上级办公室后有一套报告词，搞得大家很拘谨，不利于密切上下关系。宋任穷提出在总干部部内部先取消报告词，大家一致赞成。

1956年6月，党中央决定调宋任穷到三机部（后为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工作，又将在红一方面军、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二野战军、华北军区和东北军区工作过的甘渭汉调来担任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离开总干部部时，宋任穷向罗荣桓提出：“经过几年的实践，总干部部还是同总政治部合并，由政治部门统管干部工作为好。这也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军队不少同志都有类似的看法。”由于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不好表态，不过从军队干部管理事业考虑，他是心有同感的。1956年12月，中央军委同意罗荣桓提议，解除其总干部部部长职务，任命萧华为总干部部部长，其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由谭政接班。1957年4月，总干部部又撤消预备役干部动员部，增设政治干部任免部，一度统管全军的干部工作。

到1958年10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总干部部合并到总政治部，肖华改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在总政治部下面设干部部，全军的干部工作重归总政治部统管。1961年1月，罗荣桓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1964年9月，萧华接任总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