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缅怀赖传珠同志
二十年前的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赖传珠同志因病与世长辞了。我们作为他的老部下，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多年，受到他许多教益。他的高尚品质，一直深刻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1927年4月，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年仅十七岁的赖传珠怀着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担任江西省赣州白石乡党支部书记期间，遵照党的指示，勇敢地参加领导了赣南农民武装暴动。然后，他于1928年3月奔赴井冈山参加了工农红军，跟随毛泽东同志先后经历了井冈山斗争、开辟中央根据地的斗争和赣南、闽西的历次反“围剿”，为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红军作出了贡献。
赖传珠同志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不怕流血牺牲的勇敢精神深得我们崇敬。红军时期，有一次赖传珠带领新兵连驻长沙，晚上遭到敌人偷袭，他身先士卒，冲向敌阵。1934年抢渡湘江时，赖传珠首先率队赶到，完成了掩护任务。他曾三次身负重伤，最重的一次是在1935年。当时我北上抗日部队向金沙江开进，国民党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部对我尾追堵截，妄图置我于死地。4月23日，薛岳纵队突然轻装出现在我军侧翼，给中央纵队造成严重威胁。当时改任红五团政委的赖传珠同志立即主动命令部队坚决挡住敌人，保卫党中央和军委脱离险境。恶战至中午，为了使中央纵队更远离险境，在撤离信号点燃之后，他仍继续率领部队连续反击十倍于我之敌的猛攻，亲自与敌展开刺刀肉搏战。在胸部中弹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坚持不下火线，直到黄昏完成了掩护任务。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改任陕甘宁省军事部副部长，从事扩建红军、组织地方武装、筹粮筹款、剿匪反霸等，为发展和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36年“西安事变”后，赖传珠同志带着一个工作团到国民党统治区的甘肃合水县开展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赖传珠同志遵照党中央关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成立新四军的决定，1937年12月由延安到武汉、南昌等地，协助叶挺、项英同志为筹建和整编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任新四军参谋处长、江北指挥部参谋长和新四军参谋长。“皖南事变”后，作为新四军的重要军事将领之一，以他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在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协助陈毅、张云逸等新四军其他将领，指挥部队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在东临大海、西屏武当、南迄浙赣、北至陇海的广大区域内展开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他为开创华中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转战于东北战场、华北战场，亲身参加了东北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夏、秋、冬季攻势，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辽沈和平津战役，继而挥师南下，挺进中原，直捣华南。
1959年秋，赖传珠同志调沈阳军区任第二政治委员，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六年多。他忠实于党的事业，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军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上竭尽全力，勇于开拓，很有建树。
赖传珠同志结合自己长期的实践，深刻体会到连队是军队建设的基础，是衡量领导工作做得好坏的尺子。他多次给我们讲过“古田会议”前后的情景，启发教育我们要抓好连队的工作。他参加了“古田会议”的全过程，并且在当时以极大的热忱贯彻了会议的精神，改变了部队的旧面貌。因此，他对“红军所以艰难奋斗而不溃散，
‘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有着实际的深刻感受。为此，他对部队的建设，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
他常说：“在连队，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支部委员会，有一支坚强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思想工作才能进一步落实，才能带动作风、训练及其它工作。”1961年他带领工作组到一个团搞调查研究，一杆子插到连队，先后找二十四名干部、三十多名战士个别谈话和开座谈会，然后才到团里和领导干部谈，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研究分析连队建设问题。就在这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明确提出：抓基层、打基础主要是抓好支部工作、连队干部、连队骨干三个环节。其中特别强调加强党支部建设这个关键。针对军区部队党支部建设状况，他先后提出了抓好党的发展工作，整顿较差党支部，培训支部骨干，加强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等相应措施。并亲自指导军区政治部编写党课教材，把自己保存的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经验编印成册，发给连队。不论是讲话或下部队视察工作，他都反复传授自己做连队工作的经验，对怎样开好党支部委员会、怎样开好小组会、怎样当好党小组长等等，都指导得十分具体，并且亲自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高连队支部工作的质量。他经常讲：连队是整个部队的基础，基层干部是整个干部队伍的基础，只有把连队干部培养选拔好，才能使连队建设有可靠的组织保证。1961年贯彻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他用自己的切身体会，结合军区部队实际，亲手写了一篇改善管理教育工作的文章，提出和总结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做法。他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时，针对一些基层干部和骨干对战士一不知心、二不知情、三不因人施教的问题，教育大家从根本上树立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抓不良倾向同时不能忽视抓积极因素。
赖传珠同志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能上能下。红军时期他曾“三进三出”红五团。红五团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的一支老部队。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赖传珠同志担任了红一军团第五团政治委员。1935年3月，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他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的政治委员又调任红五团政治委员，后因负重伤离开该团。1935年7月初，再次命他担任红五团政治委员。赖传珠同志三任红五团政委，对红五团有许多建树。一任政委，带领部队坚持井冈山斗争，反“围剿”中成绩突出，红五团荣获了全军“模范团”的称号；二任政委，长征中在兴义县境黄泥河附近阻击敌人掩护中央主力的战斗打得很顽强，红五团受到军团部表扬；三任政委，赖传珠经常生活在连队，行军中带领机关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把部队搞得非常活跃。
赖传珠同志工作热情勤奋、严谨认真、雷厉风行。他总对我们讲：“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质量的有效措施，也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军区党委和业务会议凡是由他作总结讲话时，他都亲自准备材料。他高度的革命事业心还体现在日常工作上，要求自己“今天的工作今天完”，每天送给他的文件、电报、材料很多，他都一份一份地认真批阅，常常工作到深夜。凡是对部队有指导作用的重要文电他都加上批语，立即打电话告诉有关业务部门，通知部队学习或在前进报上转载。
赖传珠同志勤奋好学锐意进取。从他珍存的日记、学习笔记、生字本以及书刊和油印材料等，就能看出他的刻苦精神。他留有一部战争年代的日记，从红军长征开始的第一天起，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解放海南岛，大约六十万字，记载了他十五年零六个月的战斗生活，是一份研究党史军史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他坚持写日记，多处落笔的时间都是深夜十一二点。1935年4月26日，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仍写下了“因伤太重到达地点没记”。第二天他刚清醒一些又拿起笔来坚持写日记。在沈阳军区工作的六年中，就积存了约一尺厚的手稿，达百余万字。他的《古田会议前后》、《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等著作和他亲自起草的文件、讲话稿等，都是在收集资料基础上写成的。
赖传珠同志的高尚品质，还表现在他关心爱护群众，团结群众，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红军长征途中，红五团在松潘的连日战斗，使部队断绝了给养。他下命令杀掉了自己那匹乘用的骡子，给大家充饥。他一直拖着虚弱的身体，背着行装，拄着棍子随部队行军，一步一步地走过了草地。在军区工作的六年中，他十分关心干部战士的疾苦，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指导他们的学习与思想进步。他非常注意用优良的传统作风和自己的好习惯影响子女，教育孩子们要待人诚恳爽直，谦虚谨慎，做一个正派人。他尤其严格要求孩子们尊重工作人员，与工农的孩子交朋友。他临终前，还把孩子们叫到身边，断断续续地说：“你们是革命子弟，要时刻记住在你们身上所担负的革命责任……跟党走……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二十年的已逝岁月，洒下了无数的风雨，但赖传珠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却一直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