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李光耀的国家道路——新加坡启示录

2015年3月23日凌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去世，周刊立刻决定更换封面故事。1965年独立时，李光耀和他的人民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却又蕴藏无限机遇的时代。而今天，在曾是孤岛的这个城市国家，李光耀与他的新加坡既是传奇，也难以复制。新加坡为什么是中国借鉴的对象？李光耀究竟是怎样的政治家？

​1978年，邓小平开启了一次对亚洲的全方位访问。这一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这一系列的访问成为邓小平准确定位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确定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重要参照。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等人在家中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的修改。胡乔木在文稿的最后一页上记录——邓小平谈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提到收入和住房，他特别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间房子，70平方米，花半年工资。

一个月前，邓小平刚刚访问新加坡。这个小国给他留下了何种印象？根据美国学者傅高义的叙述，李光耀告诉他，邓小平惊叹于新加坡的发展水平，意识到这一定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一个更直接的观察是，在这个时期，《人民日报》对新加坡的单独报道共有7篇，覆盖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公共住房、工业、旅游业、环境卫生等等方面，其深度和报道频率远远超过邓小平之前访问的其他亚洲国家。

在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上，新加坡的出现向中国展示了另一种发展可能。1979年，邓小平谈到他对新加坡利用外资的考察，他的结论是：“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到新加坡：“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同一年，中国就有400个代表团奔赴新加坡考察。

我们并无意于夸大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1978年，邓小平为新加坡的发展向李光耀表示祝贺。李光耀谦逊且坦率地说，新加坡只是一个200多万人口的小国。邓小平感慨：“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上海，我也可以使上海发生同样快的变化。可是中国太大了！”

1978年11月12日，李光耀在新加坡迎接来访的邓小平

如何了解新加坡的成功？回到1965年独立时，李光耀和他的人民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却又蕴藏无限机遇的时代。

殖民时期曾作为新加坡港腹地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剑拔弩张，持续100多年的转口贸易模式无以为继，200多万新加坡人恍若处于孤岛之中，遭遇最直接的饭碗危机。新加坡就像一颗失去躯体的心脏，空留有英国人的遗产：在整个亚洲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业，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港原则。

李光耀清晰地认识到，新加坡的生存方式必须改变，更重要的是，他拥有足够的智慧将国家重新嵌入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中——新加坡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跨国公司提供了一个生产平台，而跨国公司把这种平台的作用延伸为一个强大的地区生产和销售的指挥中心，一种新的国家经济模式就此诞生。新加坡搭上了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世界贸易年增长8%～10％的高速列车。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格拉汉姆·埃里森称李光耀为狐狸型政治家——聪明，甚至有些狡诈，非常实际。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知道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着的世界。新加坡作家兼社会批评家林宝音这样说李光耀：“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林宝音的描述并不讨喜，但或接近李光耀作为新加坡舵手的现实需求。新加坡必须以最快速度吸纳外国资本，全球化经济瞬息万变，且不论“冷战”中的东南亚如何波谲云诡——所有这一切挑战，都需要迅速的判断，果断的行动。对于李光耀而言，所谓威权政治，基于对效率和稳定的渴求。

1991年10月，越南总理武文杰到新加坡访问，他邀请李光耀做越南的经济顾问。李光耀坦率回答：“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今天，在曾是孤岛的这个城市国家，每两三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者启航奔赴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600个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机场降落或起飞，来往于全球220多个城市。李光耀与他的新加坡既是传奇，也难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