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谨慎：这位美国科学家针砭的“创造力危机”，也是中国科技创新亟须考虑的问题

社会中有各种激发新发明的因素——增强国防、提高国家地位、参与探险及刺激经济。通过长期曲折探索而获得的基础知识，可以带来很多下游利益。然而，盈利的公司是现在美国研发最主要的投资人，而且其让产业界投资仅仅关注基础知识的研究逐步变成一种奢望。同时，基础科学最大的投资者—政府，也在减少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政府投资的不稳定性无意间造成了促进研究者规避风险日趋保守的结果。现在的经济现状使研究机构和科学家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基础研究工作中，从而更难取得突破性的发明。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经济目标优先的驱动者并不能确保给社会提高幸福感。相反地，所有这些因素最终造成了远离创造性的科学发现，转向更加保守的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

在全球竞争性的市场中，作为非营利企业的现代研究型大学，被迫变得越来越资本化。财务上的谨慎是当今的现实情况。科研成就了研究机构的名望，名望转而又带来丰厚的财力。然而，当谈论到创造最具有影响力的科学突破时，金钱财富不再是宿命。过分强调财政底线，却对根本性创造力强调不足，这已经忘记了科学的根本目的。

从好的一方面来说，科学家选择其职业是被好奇心和创造力驱动的，但是，现代科学家要花费多年时间为思想独立而拼搏，而经济的谨慎却塑造了其发展历程。

2013 年， 在《柳叶刀》中的一篇题为《基础医学的灾难性忽略》（Catastrophic Neglect of Basic Sciences in Medicine）的社论，对科学的崇高目的进行了高度总结：科学的崇高目的是“为社会福利增加知识，提高世界人民的健康水平，或寻找到治疗和防御疾病的更好办法”。科学家必须停下来反省的是，强调短期成功及专注经济利益对这些伟大的目标造成的侵害。《柳叶刀》编辑总结说，无私解决问题和鼓励解决那些带来最大影响的难题应该激发我们的职业发展热情。尽管如此，努力创造能够让大家获得稳定科研资助的现代科学生态系统，让新培养的科学家能够追逐其无私解决科学问题的梦想弥足珍贵。

科学不应该用固定的单一模式去做事。面对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为了提高弹性，在谨慎和创造之间需要一种适度的平衡。社会、研究所及科学家个人在促进变革性创新中都要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包括广泛地挖掘资源、根据创造和谨慎的平衡原则来建立透明的优先资助规则、在人才库中“押宝”有天赋的科学家来培养其创造力、聚焦社会最为关切的研究问题，通过允许科学家更加快速和坦然面对科研失败从而创造灵活的空间。

创造力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特征。个体发展倾向于利己和谨慎，而群体发展则倾向于利他和创造。因而是社会发展而非个体发展倾向于利他主义，并由此产生了具有原创想法的思考者。换言之，人类目前所取得的科学和工程奇迹都得益于我们的真社会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意识几乎根植到了科学家的基因中。众所周知，个体之间合作越多，每个人获得的利益就越多。然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长期并存，在自私与无私、等级制度和民主制度及精英主义和自治主义等诸多方面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是，在体制及个体层面上，创造和谨慎的社会学是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呢？

只有付诸科学的论证，创新才能从幻想走向现实。科学的社会性应该包含开放讨论、辩论甚至是质疑。通往新颖创造之路的潜在障碍是科学界关于想法所有权和优先权的信条。这样的信条伴生出了版权和专利。尽管“赢者通吃”理念清楚地表明了名誉和奖励的归属，但也同时制约了自愿和合作的出现。而且版权和专利也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种谨慎的科学文化还将带来其他一些不利后果，特别是导致等级制度和孤立性的产生，这也是我们现在亟须考虑的问题。

尽管“众包”对未来的科技创新有无可比拟的潜在影响，但科学并不是“众包”的。虽然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依靠团队，甚至是那些多样化的、国际化的团队来共同完成，但科学始终保留了其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吸取“众包”带来创新这一优点。事实上，科学的等级制和孤立性使其极易受小集团思维的影响，因而很少会出现较大程度的偏轨。标准化和统一化对产生一个引导科学前进的公共平台是很必要的。尽管如此，早期研究创新的尤金·劳德塞普（Eugene Raudsepp）非常高瞻远瞩地指出，阻止群体内部冲突及不让群体成员自由阐述其思想，极大地扼杀了创造力的产生。不可否认，社会的谨慎和科学的创造之间已经失衡。

这些建议总结了开放合作在推进创新中的优势。就其本身而言，科学界应该开始在实现创新孵化器、激励志愿服务、促进包容性与平等主义和反思专利法的方面有所作为。这些努力可以削弱所有权及“赢者通吃”理念的核心信条，并且可以挑战科学界中的等级制度及保守观念。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颠覆传统科学社会学的文化观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改变是可以更好地推进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转型。

科学是中性的，它可以被用于善事也可以被用于邪恶。在伦理学的领域，创造和谨慎之间的拉锯战是特别明显的。当涉及保护公众的利益时，小心谨慎并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而是必要的。科学有时候可以制造如同原子弹破坏力般的东西。在坏人手里，一些科技，如具备人传人特性的H5N1 病毒，会被错误使用。伦理审查委员会和其他许多针对科学行为的规定，其建议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当这些规定变得太烦琐、有太多限制时，它们就会破坏科学的进展。对制药工业而言，这是百年难解的难题，因为既要开发原创新药来治疗疾病，又要保护公众使其远离不安全的药品，这是一对矛盾体。权衡自由创造与谨慎监管两者的重要性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人们唯一可以期盼的是，在保护公众安全的同时找到解决方法，去尝试冒险，并获得公众支持。

为了实现创新，社会和机构也许必须要放弃去追踪善举、生产力、安全的最大化，而是去追求其最优化，同时创造令人感兴趣的事物。商业创新的思想领袖建议，精心打造一种有创造力的文化意味着要放弃监管的“大棒”和金钱奖励的“胡萝卜”，这都是外在激励。他们相信，创造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内部激励的鼓励来解决，如能够自主选择研究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报酬优厚但不是按绩效来支付，有合理的时间轴和竞争。最优化而非最大化伦理道义，致力于工作环境自由同时保证一定的生产效率，两者都是保持创造与谨慎之间平衡的例子。

科学的行为必须是安全的和符合伦理的；但遗憾的是，还是有少数科学家有不当行为。最有创造力的是那些本身个性使其变成最容易叛逆、固执，甚至呈现出社会病态的人。然而，为了试图控制极少数人引起的危害，却让所有人承担了不堪的重负。过于严格的规定和行政责任减少了那些本可以花在研究新颖科学解决方案上的时间。这些还可能阻碍聪明的年轻人追求科学事业的步伐。当然，谨慎是必须的而且有必要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成为创造过程中的超负荷负担。

危险的水域位于伦理的谨慎和不受约束的创造之间。科学界和社会公众可以开展对话，开放并公开地在这些水域巡航。接受约束是必要的，但必须巧妙地调节，科学应该限制那些阻碍创造力而不是那些明确减少伤害的规则和规定。寻找平衡点将既不简单也不明显。因此，一方面，制定规则时必须跳出常规来思考，也包括对安全最优化和“做好事”的容忍；另一方面，秉承发明优先的原则。与此同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必须不可侵犯。必须开展严谨的工作以减少错误、偏见和欺诈行为。另外，创造性人才需要培育。研究单位要坚持一条“获利”的金科玉律：管理者要培养单位最重要的资产，即变革型思考者。

创造的优先既可以通过政府层面发起大项目来实现，也可以由局部的小措施来实现。科学生态系统的再造首先需要承认问题及解决方案的存在。此外，这个系统的现有领导阶层及其他各阶层的科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好奇心和热情来接受采取果断的、决定性的行动。文化的变革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其中最开始的几步——对优先化创造力产生兴趣及对求新必要性的基本意识——现在仅仅是在某些学科内初露曙光，在另一些学科却已经招来一致的不满。这意味着创造与谨慎的重新平衡在各个领域被接受的程度和难度是不一样的，在一些领域要比另外一些领域更容易被接受。如果一个领域能够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方法来实现对新颖性的热衷、对改变的开放态度及对变革的渴求，那就有望实现获得再造。窍门就是只要开始去做——放手去做就可以了。

本书试图去理解为什么现在的科学系统处于无限可能性与令人沮丧的不作为之间的十字路口上。社会渴求革命性的进步，但却同时将大量资金花费在有形产品上。“众包”机制可以带来丰富的合作可能性，但也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索。对科学系统的限制和调控来源于社会的合理恐惧，但社会对科学系统的不作为所对应的机会成本却缺乏认识。

然而，这种困境并不是无法克服的。珍妮利亚农场和谷歌公司的模式已经表现出了一系列的系统性改变，这看起来已经在孕育创造上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创新是科学和社会进步的引擎，是我们追求希望的工具。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当下这个无法在发展社会福利方面实现其全部潜力的科学系统。为了开创性地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极具威胁的挑战，我们必须使创造与谨慎之间实现平衡。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如何摆脱传统与惯性的手段，也找到了一些实例来证明什么是可行的而什么是不可行的，那么现在是开展实验、果断采取措施、解决创造力危机并释放各种可能性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