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4.0将是制造业下一个红利期

如果媒体报道属实，日本商场的那些马桶盖其实产于中国，那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无知，二是不信任中国监管又迷信日本货，他们不相信在中国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即便是傻傻跑到日本去购买源于中国的日本货，他们也觉得更安心一些。

“中国制造”的最大问题在于，长期依赖低廉人工和土地等价格优势，忽略技术投入和研发，企业之间又打价格战，你卖五块，我卖三块，他卖一块半，结果是造出一大堆廉价品，毛利不断压低，产业陷入红海。这么大的经济体要转型升级，肯定困难重重。

青年财经评论员杨国英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整体困境，是中国赢得“世界制造中心”逾十年来所罕见。对此，通过近半年来包括工业增加值、用电量和出口增速的大幅下滑以及PMI(采购经理人指数)连创新低等宏观经济数据表现，我们可以得到明确感知。

尽管，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倒闭现象”的出现，早已不再是新闻。但是，相比既往，本轮已然萌发的制造业企业“倒闭”，显然来势更猛、波及面更广，且似乎更为难解。

这是因为，2011年局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倒闭”，相当一部分是因企业主过于热衷于投机他业而导致资金链断裂，而本轮制造业企业的“倒闭潮”，却是相当一部分企业主兢兢业业经营却难以逃避的命运。

毫无疑问，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一波又一波“倒闭潮”的出现，从表面上看，主要与需求端的弱化有关。就外需来看，在2008年次贷危机、2009—2010年欧债危机接连爆发后，其不仅直接减少了中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量，而且“重振制造业”、“再工业化”也成为其施政之要。

就内需来看，在2010年地方债问题显性化之后，中国经济延续多年的投资拉动模式不得不进入转轨期，而这也使得相当一部分身处产能过剩行业的制造业企业，无法通过国内市场消化其生产能力。

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周期来看，当前中国制造业所遭遇的系统性困境，上述表象其实都不是核心要点。这是因为，无论是对于一国经济，还是对全球经济，其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变迁，均存在无法逃避的周期性，亦即是说，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等市场端的弱化，这一周期律早晚都会到来。

应该说，中国制造业困境的日趋严峻，其根源在于，在历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下，中国制造业此前一直赖以推动的两大红利，均已不复存在——其一是人口红利，与15年前相比，中国传统制造业的用工成本上涨了近4倍，且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处于低位，更导致了适龄制造业工人数量的降低。

其二是环境红利，与15年前相比，中国对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污染容忍度，在天灾和疾病频发之下，已经进入不得不高度重视的阶段。

传统制造业低廉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适应高端制造和科技行业发展的新型“人口红利”却在悄然兴起。

如在制造业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接受高等教育、具备创新能力的中高端人才正在迅速增加，这种新型人口红利就是“工程师红利”。

目前，机械化、自动化及智能化设备的大规模普及正在成为制造业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长足动力。比如凭借“工程师红利”，国内工业机器人（300024）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据测算，对比欧洲、日本等地区的情况，中国“工程师红利”至少可以维持20年，必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对于任何人口大国而言，制造业的重要性均是其他产业所无法替代的，这不仅基于其对经济总量的巨大占比，更在于其强大的就业吸附能力，而对于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劳动力人口高达8亿的中国而言，则更是如此。

在工业1.0层面上，中国凭借劳动力优势，成为世界生产基地。在工业2.0层面，基于中国相对廉价的研发成本，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也在慢慢展现出来。

不过，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挥之不去。近期制造业PMI持续萎缩、部分制造业工厂关停等，就反映出经济转型阶段传统制造业遭遇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当发达国家开始向工业4.0推进的时候，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势在必行。

实际上，中国具备拓展工业4.0的优势。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庞大完整的工业体系依托众多工业企业的集聚效应而具备了高度灵活性，为将来实现“工业4.0”进行了有效铺垫。

与此同时，中国不仅是重要的产品生产国，还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这种双重角色将使国内市场与工业生产产生更为强劲的互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并有助抵御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

加快互联网与工业的融合发展对推动中国的工业转型升级，尽快实现工业3.0时代向4.0时代的转变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实事求是地讲，欲挽救中国当前日趋不振的制造业，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当前所面临的周期性变迁，并在此基础上，亡羊补牢寻找中国制造业的下一个红利期。